七一特稿：曲折分合是人生——记中国人保人事室首任主任曲荷-保险史志
中国保险学会
“保险史志”
导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7年来，上海红楼、嘉兴红船，从一开始，便标注出基因的底色。中国人保缪建民董事长曾经指出：在新的时代，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时刻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作为中国人保的早期创建者，他们都是血与火洗礼的先驱者；都是出生入死岁月的见证者；更有多名是万里长征的亲历者。他们把革命的理想、共和国的理想、人民保险的理想、个人事业的理想统一在一起。他们不论是来自红色摇篮的延安，还是来自白色恐怖的上海；不论是来自边区马背银行的冀南，还是来自芦荡风雨的苏北；不论是来自抗日烽火的山西太行山，还是来自乌云密布的重庆嘉陵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天安门旁的西交民巷108号。
从孟县到临汾，从延安到太行山，再到北京，一路走来的曲荷，就是中国人保红色族谱的典型代表，每一次读到他的名字，都可以激活人保的历史。我是在秦道夫老先生著的《我和中国保险》一书中，第一次见到曲荷这个名字的。曲荷是人保成立后第一任人事室主任，当时的月薪仅为540斤大米。
曲荷50年代照片
保险史学者童伟明一直鼓励我好好写写曲荷。我找到了曲荷在杭州的后代，但他们由于当年年少，也没有什么资料和照片可以提供。我苦于手中资料太少，迟迟没有动笔。前些天，我在网上偶然找到了有关曲荷哥哥的一些材料，又联系到了曲荷还健在的嫂子，她给我讲了一些曲荷家庭的故事、兄弟一起参加革命的故事，我感到，我对曲荷的了解越来越近了。
一、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1921年3月9日，曲荷出生在河南省焦作市孟县赵和乡璩沟村一户富农家庭。
孟县北依太行，南滨黄河。黄河在这里水面放宽，大量泥沙淤积，开始成为“悬河”，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就从孟县筑起，自古就有“千里黄河大堤始于孟县”之说。
璩沟地处太行山南部丘岭向黄河冲积平原过渡区，村民依山开凿窑洞而居于起峰，皆为璩姓。
璩姓与蘧姓同源。春秋时期，卫国有一位有功的公族子弟被卫国君封于蘧邑，为伯爵，史称蘧伯。蘧伯的后代以蘧为姓。晋元帝御笔易蘧为璩。受“剧、据”误导，璩姓一度被错写成“琚”。
“璩”虽为小姓，亦不失源远流长。有记载春秋时期蘧伯玉因贤德闻名诸侯，孔子几次适卫，多居蘧伯玉家，可见孔子与伯玉相交之厚。
据有关史料载，璩沟族人为明洪武十八年自山西黎阳钉劈村迁居河南济源掩底村，兄弟三人分别为：璩耕田、璩耕地、璩耕收，名字带有典型的农业社会风采。无几伯仲，弟兄三人分居。璩耕田迁徙定居孟县璩沟村，璩耕地仍居故土济源县掩底村，璩耕收迁徙定居博爱县柏山村。从此，璩氏族人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
曲荷原名璩含华，取“璩”姓谐音。“曲荷”为敬词，有承受、承蒙之意。《周书·艺术传·姚僧垣》有：“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 明徐渭在《代贺严公生日启》中言：“自叨节镇，几动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张默然。”
曲荷的父亲璩庆熙是清朝的一个童生，读过四书五经，是村里唯一的一名书生。他竞选县议员失败后，在县里当参议员，成为县里的士绅。璩庆熙在村子任村长，他和自己的哥哥一直没有分家，他家有地百余亩，另有粉房、糖房，雇有长工，属于富裕的大家族。
璩庆熙思想开明，将县里的清凉寺改造为清凉寺小学。并出资修路铺桥，多有善举，村民曾送其金匾挂于堂屋。璩庆熙原配妻子只生了3个女儿，为了传宗接代，他又娶了二房张氏。张氏比璩庆熙小22岁，她生了4男3女。
这四个兄弟分别为璩含堃、璩含煜、璩含华、璩含黄。老大璩含堃被算是大媳妇生的，其余孩子归张氏抚养。
兄弟三人于1998年秋相聚，从左至右：含黄、含煜、含华（曲荷）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中，他们的母亲作为妾室逍行记，而且是出身贫穷的屠户家庭，因此长期受到各种不公待遇。孩子们自小在家族中也备受欺辱，在同学中因庶出身份也遭嘲讽，母子经常躲在屋里抱头痛哭。所以兄弟们都自小立志读书，要成就一番事业，光耀门楣。既是为母亲争气，更是要改变这种封建制度。后来，果然母随子贵，张氏终于可以在正厅用膳。
曲荷的哥哥璩含煜对曲荷影响很大，不论是学习还是后来参加革命。璩含煜字耀如，1937年到延安前改名曲茹，“茹”来自他的字“耀如”，也有“含辛茹苦”之意。曲茹1942年做王震秘书时，改为母姓，从此叫张之强。张之强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后参加支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1937年被派到国民党三十一师、二十七师战地服务团做统战工作。1940年到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１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一纵队政委。1951年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军事代表、政委。1975年任卫生部副部长。2006年去世。
1928年，曲荷开始在镇里的第六二级小学上学。
1930年，曲荷和母亲一同回娘家，他牵着骡子，母亲坐在骡子上，在山路上，骡失前蹄，母亲被摔到深沟，因脑溢血去世。曲荷痛失母亲，这对幼小的曲荷打击很大。
1934年7月，曲荷考上沁阳地区的河南省十三中学，哥哥曲茹也曾是这个学校的。在这个学校里，曲荷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他要告别这个家庭，他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他要像哥哥一样，红星照我去战斗。
二、
一条路 落叶无迹
1937年，受哥哥璩含煜改名为曲茹的影响，中学毕业后的璩含华，改名为曲荷。
1938年2月，曲荷来到山西临汾，加入民族革命大学。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临汾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抗日中心。此时，阎锡山的旧军已溃不成军，地方行政干部也纷纷远走大后方。阎锡山急需充实抗日的有生力量，于是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倡议，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兼任校长，代表他负责的是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但他也不在学校实际任事。具体负责的是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和教务处主任杜任之。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旧址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师资和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早在1937年8月中旬， 阎锡山就派其堂妹夫梁级武到武汉，请求各方面从政治和人力上给二战区以支援，获得了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如：沈钧儒、李公朴、邓初民、江隆基、侯外庐、潘汉年、张申府等，都为“民大”的成立做出贡献。先后到校任教的有李公朴、江隆基、侯外庐、肖三、萧军、萧红等，多系全国声望素著的进步学者、教授和专家，可谓名流荟萃，盛极一时。
1938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总校设在临汾的铁佛寺。“民大”从成立到临汾失守，属于创立阶段，这是其“黄金时代”。学校设军事系、政治系和民运系。教学内容由政治课、军事课和阎锡山的“学说”三部分组成。薄一波和路经临汾的丁玲等，也在“民大”讲过课，赢得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全校政治空气十分浓厚，确实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学宋桂玲校堪称是革命的熔炉。
1938年2月底，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大”进入大动荡，也是大分化阶段。“民大”师生先是向吕梁山腹地撤退，跋涉数日后，在乡宁遇到来自运城三分校的师生，改为支校，汇入大队。3月间，日军向乡宁、吉县进犯时，师生又向黄河西岸转移，危急中，大家围住杜任之询问：“民大”到底往哪里去？杜任之说：“我们奉命到南边的宜川县。从这里到宜川，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有两天的路程。南下，是宜川；北上，是延安！”为适应当时抗战的需要，“民大”学生在宜川结束了第一期的学习，大部分转入敌后到牺盟会和抗日军队中做政治工作。
经阎锡山批准，挑选了三四百名“优秀学生”成立了“随营分校”，放在阎锡山的直接控制之下，目的是防止他们投奔延安，培养他们成为阎锡山的工具。这一阶段，“民大”课程的内容已有所改变，革命的气氛也差了，已经开始改变统一战线的性质。
1938年7月，曲荷加入到山西第一战区晋西北牺盟会。他在革命的征途中，逐步向往着北斗星的方向。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牺盟会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最终被中共取得了控制权，与阎锡山分道扬镳。
牺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业绩。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1936年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
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人，便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阿库诺罗利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不仅对当时的山西抗日、华北抗日，甚至全国抗日战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6月，曲荷的哥哥正在山西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工作，他送曲荷奔赴了延安。在延安由王世英介绍，曲荷加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上学，曲荷在延安的红色圣地得到了历练，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革命战士。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毕业生，纷纷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1939年6月，由于抗大学员众多，中央决定抗大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办学。在欢送大会上，副校长罗瑞卿作报告，毛泽东亲自与同学们话别，他说送学员三个法宝：坚持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巩固内部团结。毛泽东给同学们签字留念，给曲荷写的是“斗争。毛泽东”。
曲荷在苏振华领导下的第五纵队的一连一排任副班长。他们在1939年7月10日，从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出发。经过行军，到延川、佳县，渡黄河、到达西柏坡。途中，曲荷任学生俱乐部主任，评为模范学员。
1940年6月，经夏屏西、丛芝发介绍，曲荷加入共产党。
1940年，抗大到达晋东南，与八路军汇合，接受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训话。曲荷在警卫排第二梯队任先锋队陈相贵。在十八集团军总部武乡、襄垣一带，曲荷参加百团大战，在洪岭战斗中，英勇抗击日军，他所在部队的一个班长在战斗中牺牲。由于几十天没有睡过好觉，疲惫的他有一次竟连指令的文字都认不出了。
三、
血染的风采
1941年2月，曲荷从抗大毕业，来到十八集团军总后勤部的冀南银行，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成立。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银行是八路军的银行，是抗日根据地的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冀南银行为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活跃老区的经济建设，保证军队的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冀南银行是肩负“培养抗战的经济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的使命，它是中国红色金融的“祖庙”， 也是中国保险的朝觐地，对于中国金融界的历史意义重大。
冀南银行是货币发行银行，印制钞票成为重要环节。据曲荷在1991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反扫荡中的印钞厂》一文中介绍：当时印钞厂有20多台石印机，纸张、油墨都是从敌区运来的，就连印制总技师张裕民也是从敌占区邢台请来的。张裕民原来因伪造货币还入过国民党的大狱灵璧天气预报，一度为日寇服务。曲荷在文章中讲，张裕民担任印刷所所长，工资最高，还有一匹骡子。他还有吸食大烟的嗜好，并且是带着老婆来的，但共产党还是重用他，使他感激涕零，愿为共产党肝脑涂地，后来张裕民还真的入了党。
曲荷讲，印石是印钞最重要的工具，弄坏和遗失都是重大事件，在日寇扫荡时，他们总是要小心掩埋印石，还要过后能挖出来。
这一时期，冀南银行经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扫荡和反扫荡十分频繁激烈。银行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持帐，白天工作，晚上行军，跟随部队与敌周旋，账款都由马驮人背。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
曲荷手迹
1942年，曲荷在冀南银行参加整风教育运动，任干事。曲荷在一所任副指导员和支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除了组织学习，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演戏合唱，丰富职工生活，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1942年，边区发生旱灾、蝗灾，庄稼颗粒无收。银行职工只能吃高粱黑豆，野菜瓜汤。曲荷带领大家，组织自救，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一边生产，一边战斗。
1943年，曲荷任冀南银行第一印刷所所长及监委。
在洪岭战役中，负责留守厂部的曲荷，看到日军在掩埋着印石机器的地方驻扎，情况十分紧张。他奋勇地带领战士从侧面引开了敌人，保护了贵重机器的安全。
1943年5月，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在河北内邱县白鹿村被叛徒告密，遭遇包围。高捷成在突袭战斗中，中弹牺牲。冀南银行副行长陈希愈指示曲荷寻找烈士遗体，曲荷带领警卫排长连夜赶到白鹿村，挖出高捷成烈士遗体，运到涉县索堡镇，冀南银行在那里召开了追悼会。会后，高捷成的遗体掩埋在石门村左权的墓地旁。
1946年，曲荷任冀南银行第一印刷所副厂长，干部科长，分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解放战争对货币的迫切需要，发行部把原来分散的各印刷所集中、合并、扩充力量，组织大生产。太行印钞厂恢复四个所的建制，统归总行发行部直接领导。太行一厂、二厂合并为冀南银行印刷厂mr.bio，发行部改组为厂部，厂长梁绍彭，政委李树仁。与此同时网游之神仙都酱板鸭，原鲁西银行各印刷所组成冀鲁印刷厂，统一印刷冀南币。
1945年12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武安召开会议，正式确定太行地区印钞厂（冀南银行印刷厂）为冀南银行第一印刷厂，鲁西地区印刷厂（冀鲁预印刷厂）为冀南银行第二印刷厂。厂部改为发行处，领导两个厂的工作，发行处处长梁绍彭，副处长张子重。
1948年，华北地区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开始联合办公，并成立华北银行。5月，冀南银行发行处改组为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曲荷任晋冀鲁豫边区华北人民银行第二印制局的秘书。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华北银行撤销易方达科汇，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局长梁绍彭，副局长张子重。梁绍彭随军南下后，由张子重接任局长，监委李树仁，副监委李业富、袁留忠。第二印刷局党总支委员会常委有李树仁、张子重、支柱、翟诚、袁留忠、杜天荣、崔相和、高俄光。曲荷任张子重局长的秘书。各厂设有支部委员会，日常党的工作由秘书曲荷等人负责。
局机关下设政治处、工会、秘书室、金库、材料会计科、总务科、工务技术科、采办处。局下属三个印刷厂、造纸厂、小型制墨厂、华泰商店和医务所。政治处由董超、崔相和负责，工会主任王骥（1949年高俄光接任）、副主任汪化南，秘书室由杜天荣、曲荷、高俄光负责，金库副主任马敬，材料会计科科长李维汉、副科长古采甫，总务科科长徐洪山，工务技术科科长张裕民，采办处主任廖和长、副主任苑桂璋、王忠祥。
1948年，曲荷在山西黎城和当地的农家女儿王志莲结婚。
张之强在自传中写到，1950年他在北京看病时，终于见到了弟弟曲荷和弟妹王志莲，当时他们有了一个女孩叫天苓，属于家族天字的辈分排名。他说王志莲是贤惠的妻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忠厚，和曲荷感情很好。
曲荷与妻子王志莲
50年代，曲荷全家合影
他们兄弟分别了十多年，历经家庭屈辱的成长苦难和革命的蹉跎岁月，使他们长久地相拥而泣。
四、
人潮人海中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庆典在北京西交民巷举行。
中国人保崭新的标牌挂在西交民巷108号的大门上，与开国大典的庆祝装饰并排呼应。当年冀南银行的行长胡景澐担任了人保公司的总经理，瑞华银行的总经理孙继武担任了人保公司的副总经理，经他们介绍，曲荷在人保公司担任人事室主任兼保卫科长。他们一家人在公司附近的小四眼井胡同的宿舍居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关系原则上是垂直系统、垂直领导，但可以实行总公司和各地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规定总公司有下列六项权利：（1）方针任务的决定；（2）总计划的提出；（3）章则方法的制定；（4）重要制度的制定；（5）资金限额的分配和资金的调拨；（6）重要人员的任免。其他如开支制度、人员待遇、经费审核、具体计划、低级人员任免等就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区行负责，只须报告总公司备案。
在干部的调配方面，要作出全面计划，统一调整，先将接收人员分配使用，必要时可以吸收和招考有能力、有经验的保险人才及青年知识分子，也可以聘请各方面的专家。
关于机构设置，根据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拟订的公司组织规程草案，总公司机构分四室一会，“四室”即秘书室、业务室、会计室、监理室，“一会”为设计委员会；各级区公司设秘书、业务、会计、监理、研究5个科室。随着业务的发展，机构设置也相应变化，1950年组织条例正式确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机构为10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检查室、财产保险室、人身保险室、农业保险室、国外业务室、理赔室、会计室、设计室。区公司机构则改为8科，即：秘书科、人事科、检查科、财产保险科、人身保险科、农业保险科、会计科、研究科。其他分支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
曲荷人保任命书
秦道夫在《我和中国保险》一书中讲，1950年，年轻的他，背着行囊，出了前门东车站，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报道，曲荷处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其实曲荷和秦道夫是同行，原来他们都是来自边区银行印钞厂的。人事室副处长陆缀雯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的丈夫王一飞在1925年大革命时牺牲，儿子王继飞被送到苏联学习。
秦道夫记得当时写报告行文难免字斟句酌，因写了错字、别字还挨过曲荷的批评。
有一次，曲荷处长对秦道夫说：财产险处的薛志章处长批评我们人事处把他的名字写错了，原来是秦道夫因为口音，把他的姓“薛”字写成了“谢”字，曲荷让秦道夫写个书面检查。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深知作为人事处工作人员，把别人的名字写错了，不仅是对别人的不尊敬，而且是工作的失职。秦道夫说：从那以后，他每认识一个人，总是习惯问清楚他的名字怎么写，再也没有把别人的名字写错过。
当时公司正在登报招收有保险经验的人才，秦道夫在曲荷的领导下，开展招生工作。他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来自各地、用挂号信邮来的各种毕业证和就职证书。
1952年，曲荷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党组成员。
据杨子久在回忆录中讲，察哈尔省撤销时，察哈尔人民银行行长杨泽生，要杨子久随他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保总公司不放，人事处长曲荷经过多次交涉，把杨子久调到北京保险分公司。但杨子久在北京分公司工作没多长时间，原察哈尔的个别人利用职权，打着原张家口分公司部分职工写意见信的旗号，对杨子久越权查处。人保公司虽对此无能为力，但曲荷秉公办事，公开与北京市委进行交涉。因为曲荷处长对杨子久在察哈尔省的情况很熟悉，对他的为人也很了解。虽然杨子久受不明之冤，挨了处分，但曲荷还是推荐他来到人保公司总部，担任肃反办公室主任一职。为此，杨子久非常感激曲荷为人公道正义，敢于担当的气派。
从1949年10月总公司成立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建立各级机构共73个，包括5个大区公司、31个省分公司、8个支公司、25个办事处、4个营业部及派驻所。
分支机构的设立速度不断加快，到1951年3月底，分支机构已达到251个，除5个大区公司外，分公司达44个，支公司达155个，办事处也达到46个。一些边远省份如青海、宁夏都设置了分公司，新疆也派去了干部。从业人员达2263人，代理机构564个，其中人民银行代理处385个。与此同时，保险工作人员迅速增加，除成立初期从各解放区调配部分熟悉金融行业的干部之外，还有大量接收留用的保险从业人员，以及吸纳青年学生也成为当时主要的人才来源方式。
精简机构是整顿收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有干部就有机构，有机构就有业务”的口号支配下，机构人员发展过快。1952年起中国保险公司的领导关系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财政部领导，由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兼任总经理，孙继武仍任副总经理。到1952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级分支机构发展到1300余个左右，全国各省、直辖市、专署及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县都设置了分支机构，同时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对象建立了3000多个代理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到1953年上半年整顿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从1949年的15个增加到1783个，干部及勤杂人员从300人增加到51037人。
在农村保险停办后，又对机构进行了精简，充实了总公司和部分省、市分公司，撤销了一些专区中心和县支公司，完成了近2万编余干部的安置工作，机构从1783个减到1057个，人员由51037人减到32000人。编余干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职干部通过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政治和业务水平有所提高，达到了确定编制、精简上层、充实下层、减少层次的目的。
曲荷为中国人保创立的人事制度建立凝视山羊的人，组织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付出了巨大的辛劳金泽男。
后排右2是曲荷
1955年都市逍遥神，人保公司划归财政部领导。曲荷仍然任人事处处长。
五、
南屏晚钟 随风飘送
1956年6月，人保公司停办国内业务，机构解散。曲荷被分配到中央农产品采购部，担任人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1956年10月，曲荷任中央城市服务部第二商业部人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1958年4月，曲荷响应南下号召，在浙江省杭州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院长。并成为该院升格后的首任院长。
杭州师范学院创建于1956年，前身为杭州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1962年，杭州师范学院与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学院50年代合影
曲荷凭借多年人事工作的经验，在学校组织建设方面加大力度改革，使学校发展壮大，日益走上正轨。
1962年1月，曲荷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党委书记，再次回到金融系统工作。
曲荷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任命书
文革初期，浙江省人民银行、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物价局三个单位合并，成立浙江省财政金融局，曲荷担任局长。
文革中，曲荷蒙受屈辱。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把口罩摘下来，倔强的曲荷直接把口罩扔到了台下。
三结合时，曲荷被意外地纳入革命委员会，成为主任。但这身份姜滨家族，后来又成为被解放者反击的把柄。
文革结束后，曲荷再次回到浙江省人民银行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曲荷干了20年，他历经变动，起起伏伏，但曲荷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和低调做人的守则。
1982年，曲荷离休。他在家照顾病在床上夫人，呵护近十余年。
晚年曲荷
2009年1月9日，曲荷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
曲荷的女儿曲燕苓向我介绍，曲荷教育孩子“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他待人接物，十分谦和。女儿回丈夫的乡下老家，曲荷对她说，不要摆城里人和干部子女的架子，要主动劳作干活。他每次到北京开会，给孩子们带礼物的同时，也给秘书的孩子捎上一份。
行程万里李依芮，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前行于百尺竿头、发展正中流击水，任务千头万绪，问题错综复杂，挑战无处不在。王敏彤方此之时，靠什么凝聚人保人同心圆梦的力量，又用什么来激发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斗志？
播撒红色火种，赓续光荣传统，在接续奋斗中激荡同心同德的磅礴力量，让红色基因注入中国人保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的创业精神，激活蕴藏于我们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把精神的力量变成促进保险事业发展的行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历史重托，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参考资料：
[1]《中国保险史》中国保险学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我和中国保险》秦道夫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3]《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编委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4]《回忆冀南银行九年》武博山，王立章、阎达寅、杨哲省、闵一民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5]《我和中国保险》秦道夫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6]《我的自传》杨子久著.未刊
[7]《我的一生》张之强著.2005年印制
主编：童伟明（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兼史志办主任）
编辑：王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