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土八路”也会打贸易战？鬼子老蒋都不是对手-天道民心
原来70年前，“土八路”就打过贸易战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到抗战，首先想到的，不是正面战场的大战役，就是敌后战场的小游击as天使工房，鬼子嚣张凶残，我军英勇抵抗……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战斗。但抗战还有另一个少为人知的深层维度，那就是金融和货币之战。
军迷们都知道“战争就是打后勤”这个道理。后勤，事关很多方面，从军工制造到前运后送，无所不包，但如果再往深了追，就会发现，财政才是后勤有力的最终保障——钱都凑不够，饭都吃不饱，拿什么打？
事实上，一切战争都逃不掉这个规律，财政上垮掉的一方，无论其它方面如何，必定难于坚持，抗战也是如此。在双方军队激烈战斗的幕后，还隐藏着没有硝烟，但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致命的金融战争！
金融这个词出现的很晚，但金融战却是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欲称霸，但楚国不服，相国管仲建议，楚人善战，出兵讨伐恐怕占不了便宜，最好以利诱之，削弱其国力。
管仲宣布娇妻十八岁，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于是楚国人竞相捉鹿卖钱，不事生产，楚王也因为卖鹿获利而沾沾自喜。等到楚国举国生产荒废之时，齐国突然中止贸易，楚国误了农时，积粮很快被耗尽，粮价大涨，齐国再派人拉粮食在边境高价出售，大批楚国人投奔齐国，楚国国力大损，不得不向齐国屈服。
后来，管仲还用这种办法对付过衡山国、鲁国、梁国等诸侯，屡试不爽，以非常低的成本，成就了齐国霸业，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战实例之一。
▲“虎踞龙盘”只是一种迷信说辞
真实原因是因为南京靠近金融中心
金融和财政，是政府和军队的最终后盾。蒋介石之所以要建都南京，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人口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却集中了全国银行业的三分之一，定都南京显然有利于控制金融。
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等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金融企业相继成立，有了金融上的优势，蒋介石在财政方面就大大胜过了其它军阀大丰房产网。
▲伪满州中央银行奉天分行
那么庄河高中，中日之间的金融战，又是如何打的呢？
第一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前。
9.18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直接投资达55020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其它外国投资的总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日元以及“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于东北各地，而中国货币的流通量不及其五分之一。9.18之后，日本直接扶植伪满政权，成立伪银行，发行伪币，以此掠夺人民财富地狱十九层。
为了准备迟早要来的战争，国民政府于1935年进行了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推行法币，收回全部白银充为准备金，防止白银外流。对外，法币实行盯住英镑的政策青芝岫，固定对英镑的汇率（1法币合一先令二便士半），事实上加入了“英镑集团”。
中国一改革，日本就气急败坏，声称国民政府“忽视具有东亚安定势力之日本，扰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将断乎排击之英特药谷。”显然，这十分不利于日本用金融手段从中国捞取利益。
第二阶段，1937-1941。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力图速战速决，朴彩英在金融方面并不积极。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以战养战”，日本便开始在金融和财政方面打起了主意。
▲在占领区使用军票而非日元
是为了避免日元回流日本
造成通货膨胀
日本出招——1938年7月12日举行的日本“五相会议”做出决定：“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于是，日本每占领一处，要么强制推行没有准备金，毫无信用的“军用手票”，要么以伪政权的名义设立银行，发行货币。
▲日本直接掠夺中国的贵金属
也是金融战的一部分
战后中国追回了一部分
南京、华北、蒙疆地区的伪政权，发行的伪币有“中储券”、“联银券”、“蒙银券”等，由于没有准备金，日伪规定伪币与法币平价互换，还利用无良奸商将沦陷区物资走私到国统区。实际上，这两招是相当毒辣的，因为其实质是套取法币，然后将法币拿到当时还未被日本占领的上海租界，从国民政府开设的银行换取外汇，再以外汇采购从国际上采购各种物资……
也就是说，负担日本战争费用的（起码是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人！
▲日本的经济侵略始终伴随着军事侵略
中国应招——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金融攻势，国民政府制定了反击措施，颁布了“外汇请核办法”和“限制携运钞票办法”，换汇需经中央银行批准，认为用途得当河北公务员网，才可换取外汇，法币的运送数量和方向要由财政部审核，以限制法币流入沦陷区。这些措施给日伪以一定的限制，但管不了外国银行，也管不了黑市，日伪仍然能以法币套取外汇，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丰华瞻。
实际上，国民政府面对着两难的境况，如果巩固法币的信用，自然有利维持金融稳定，维系人民的抗战信心，但同时也给了日伪套汇的机会（只要搞到法币即可兑换成相当数量的外汇），反之，如果让法币贬值，日伪套汇会大大减少都市逍遥行，但显然也会使人民的财产缩水，经济受损。实际上国民政府还是选择了维持法币的策略，同时也不得不吞下便宜日伪的苦果……
第三阶段，1941-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成为日本敌国，也就没外汇可换了。于是，日本再出招——力图搞乱中国经济，掠夺沦陷区财富。
首先，在沦陷区扶持伪币，排斥法币，然后再用从人民手中强制兑来的法币向国统区套购物资，使法币全部流向国统区陈彼得。一方面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导致沦陷区法币购买力下降，从而诱使走私者从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物资，同时，还向国统区倾销“过剩”的非战略物资——比如鸦片……
▲日本制造的法币伪钞
其次，大量制造法币的伪钞，企图打乱大后方的经济秩序。
1941年，德军潜艇在截获美国船只中获得法币半成品十余亿元，被日本买去造假，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和缅甸，发现数家印制法币的工厂，掠走大量半成品及印钞机、法币编码和底册，日军利用这些设备伪造大造伪钞，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日本军部的“登户研究所”一家就伪造了40亿元法币，整个战争期间的伪造总数则难以统计，据估计达百亿元。
▲“登户研究所”专干各种邪门歪道
日本利用各种渠道，将这些伪钞运至国统区，混入市场抢购物资，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同时也用伪钞充作特务机关的经费，三井、大康、同兴、公大纱厂等日资企业也有这种“法币”资本的投入，以“空手道”攫取各种经济资源。
▲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比较有知名度的伪币
中国应招——你造我也造！
国民政府针锋相对，也制造了大量的伪政权货币伪钞和日元的伪钞（“中美合作所”的功能之一就是干这个事，被称为“特券”），运到沦陷区大量购买物资，抢购回了大量棉纱、黄金和粮食等紧俏物资，同时也收买了不少汉奸，让他们为假钞卖命。总的来讲，中国造伪钞的数量远不及日伪，虽然挽回了部分损失，但还是落了下风。
那为何不多印伪钞呢？因为更多的资源还是要用来印真法币……由于半壁江山沦陷，国民政府的财政压力山大，不得已只能靠印钞票支撑，也就是说，即使日伪不搞那些妖蛾子，国统区也一定会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5年，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三百多倍，相应的，人民的财产也缩水了三百多倍。
▲日本在占领区发行的货币不计其数
剧烈的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效果——日本制造的伪钞在国民政府海量印刷的真钞面前，如泥牛入海，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中美制造的伪币的伪钞也遇到点麻烦——因为美国用的纸张质量太好太经用，尽管其它方面可以假乱真，但还是因此而容易被辨认出来……
中日金融货币战，互有攻守，如果比“战果”，还是日本人占了便宜，沦陷区和国统区大量财富被掠走，人民受害甚大。
▲红色政权的首任行长毛泽民
但是耿为华，这个维度的战争，还不能忘了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坚持的共产党。
红军时代，在江西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样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部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即红色政权的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发行的货币被称为“苏币”。直到现在，这种货币也是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红军长征到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也随同转移，国共一致抗日后，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
▲土共不土之一，朱大管家出身清华
在大家的印象中，土八路嘛，肯定很土，当时国民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国共有摩擦时，就不再提供法币经费了——反正那边是土包子，不懂经济，一封锁，早晚要崩溃！不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出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朱理治，这样的高材生当大管家，土吗？
虽然大管家不土，但共产党面临的情况却更糟，国民政府还有英美支持，地盘和人民也更多，而共产党要同时面对国日伪三方在金融方面的压力，根据地多是贫瘠的农村，看上去似乎没有胜算。
▲土共不土之二，边区财政处长宋劭文
土八路货币战的操盘手
北大历史系1935年毕业生
日本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金融手段，无非还是靠伪钞那一套，因为一开始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与法币直接挂钩（因为缺乏贵金属做准备金，也为向国民党表达诚意），打击了法币，自然也就打击了根据地叶凯茵。很快，随着国共矛盾的产生，边币想同法币挂钩也不行了，边区政府开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体系，日本就得再印假边币来对付共产党。
八路军如何应对呢？
1938年8月17日，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金融和经济要稳定）。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不能通货膨胀）。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要有根底）。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取之于敌）。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以军为主）。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着眼长远）干性溺水。
▲陕甘宁边区的边币
不得不说，这些原则准确预测了日伪和国统区的经济走向，同时也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布置，从1938年起，边币就脱离了法币，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必定会被国统区内的飞涨的物价所拖累。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规定法币只兑出不兑入，法币随即跌至1:0.7，边币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
▲大生产运动，除了提供实物物资以外
也有经济战方面的考虑
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一般在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数目，不得超过全人口每人三元。”
在我们的印象中，彭德怀元帅就是个能征惯战的大将军，还有点大老粗，殊不知彭帅也懂经济战，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大将军，除了分管军事以外东方夜新闻，也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正是在彭德怀的亲自主持下百恋歌，太行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票在冀南和太行山地区成为坚挺的本位币。除了边币、冀南票，各根据地还分别发行了“北海票”、“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等几十种货币。
▲从日军占领下的招远金矿搞到的13万两黄金
成为边区的经费来源和准备金
要使根据地的钱成为坚挺的货币并不容易，因为打货币战是要有实业做基础的，只是凭空耍技巧无法战胜敌人。所以，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鼓励农耕和工商业的政策，如果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同时，还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农民只要入社就能根据入股的多少分红，极大的调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边区银行的运钞工人
据1945年统计，边区所需要的军工类物资，除了水银、碱面等少数种类，其余如硫磺、棉花、铜、锡、碳等，均可自给，这样，打货币战就有了底气。
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内部怎么买卖都可以，对外就要有限制了——粮食、棉花、能做枕木的木材，绝对禁止出口，奢侈品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严禁进口，这就卡住了物资流向，当然，这也要求边区政权有相当的执行力，缉拿效率高才行。
宋劭文规定，边区的任何商品都必需以边币计价；出超的地方，对于伪币只打不收，对于执边币来买粮食的商人，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使群众能够识别伪边币。种种措施之下，金融的天平渐渐向边区倾斜沈嘉敏。
▲特殊商品“肥田粉”
比如，沦陷区某商贸公司主动找上门来，用“肥田粉”（硫酸铵，可做炸药原料）交换棉麻。棉麻是边区严禁出口的商品，不过，要是用炸药原料来换，还是可以考虑的——要的就是这效果。
于是，该公司用汽车运来肥田粉（此时路上不会有地雷和伏击），走的时候又将边区产的毛衣、土布运回，由于价格只相当于沦陷区的三成，大小商人都乐于到边区采购，当然前提是这些商人手里也得有货——军工原料、电池、药品这些东西才行，而且得用边币结算。
▲皇军托你给八路带个话……
边币就这样成为坚挺的货币，不仅在边区流通，也为沦陷区人民所依赖和使用。曾有一名会计出身的日军主计少尉，在山西某小镇兼任“市场管理员”，主要的干活就是没收市场上的边币和法币。
一开始这个少尉还蛮积极，结果上任没几天就发现，没收的边币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抽屉，不由心生感慨——“八路的经济渗透政策令人生畏”，边币，真保值真坚挺啊！后来，这个少尉干脆自己也下海了，通过山西的商人，暗中跟土八路做起了买卖，战败后身藏赚来的金条回到日本开了商社……
▲1947年，给职员发日薪是这样的
共产党在经济战方面的成功是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重要前提，要是没有经济和金融上持续提供的财政支撑，何以能与实力远强于自己的鬼子缠斗八年？
事实上，抗战除了练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队，也练出了一批经济战的好手。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国民政府再次上演了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一幕，而共产党则继续利用更加广阔的根据地和针对性极强的贸易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国民政府以重击，这同样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深层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打热战成本过高已经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识，所以贸易战、金融战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交锋的主要模式，想必大家对2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有所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直接宣布要开打贸易战金牌一条根。
当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尼尔叔叔，与当年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状态在性质上并不一样，至少，中美和平是主流，有很多共同利益，也有很多可以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军队要备战，经济和金融方面也不可轻慢——当年的土八路望族风流，仍然是一个好榜样。